“你们这里虽然不直接与企业和群众见面,但却直接为他们服务办事,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不求人、办成事不找人,这是真正的阳光服务、温暖服务。” 12月23日,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对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考察时给予了鼓励和肯定。
不止智慧政务,当前的智慧城市的建设,给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新气象:
在内蒙古包头开公司的吴先生,自从注册了包头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后,融资、招聘、项目申报等事项都让他轻松了不少。
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某乡镇上班的张科长,只要工作中遇到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的事项,通过“乡呼县应”系统,便可精准得到相应县直部门的快速响应。解决了诸多事项边界不清、分工混乱、权责不明、运行低效等问题……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县级,类似这样的智慧生活,正在逐渐深入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由衷向往,肩负着政府对于高效治理的殷切期望。
在人们越来越广泛达成的认知中,智慧城市不再是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选项”之一,而成为“必然”。 而十年发展,我国智慧城市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这是需要思考和总结的。
自从2008年初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来,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发布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相关规划和政策,我国也开始了智慧城市探索。
但在信息化还未深入普及的当时,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表现为政府采购IT设备、投资建设软件园,从为一些行业提供高性能计算入手,逐渐提高整个城市的信息化、智能化。
以成都为例。成都在2001年就建立期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着手信息化建设,但随着当地产业对信息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更大规模的计算能力成为迫切需求。
比如,2009年,成都已有120多家数字游戏、动漫企业,这些企业在产品设计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渲染处理,十分耗费计算资源,已有的渲染平台呈超负荷运转。
如何满足已有行业的先进计算服务需求,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企业进驻?不仅仅是成都,国内很多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且迫在眉睫。
几番商讨与衡量,成都市政府以前瞻性的视野,放弃了其他省市自投自建的做法,找到中科曙光公司签署合作,由中科曙光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成都云计算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计算中心在为本地提供30万亿次的先进计算服务能力的同时,还为成都市政府的电子政务提供支撑服务,打造了国内最早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加快当地信息化建设的速度,提高政府办公效率。
当然,这种模式现在已经比较普遍,但放在10年前,这可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举,可谓在国内开创了大规模计算中心建设管理模式变革的先河:
让政府从出钱建“中心”转变为出钱买服务,专业厂商负责建设运维,实现了资源共享,这开创了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的新方向。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做示范,其他省市也都开始跃跃欲试,尝试政企合作模式。曙光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在全国其他城市展开“城市云”的建设。
不过,随着云计算对社会经济各产业的日益渗透,城市云的落地出现了新的需求,发展拐点也由此出现。
“大约从2013年开始,在与地方政府沟通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希望我们跟当地特色、产业融合到一块做数字化经济转型,甚至遇到有的地方政府跟我们沟通招商引资的需求。”中科曙光云计算集团总裁关宏明说。
这其实是从技术驱动变成了需求驱动。
利用云计算去做数字化经济转型,这其中涉及到两个层面:数字的产业化、产业的数字化。前者是需要曙光云计算这样的运营公司去做数字产业化运营,后者则是需要运营公司用技术赋能地方各产业。
以山东日照为例,作为地方城市,日照拥有一众亟待产业升级转型的中小企业。但由于技术实力欠缺,日照当地的产业升级转型一直较为缓慢。
针对这一需求,曙光在日照落地的城市云中心除了提供云服务之外,还帮助当地打造了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当地企业在产品质量、产品服务等各方面做信息化手段及能力的提升。
在南京市江宁区,曙光与江宁开发区共同规划建设的云计算中心正着力帮助当地政府构建“网络+网格”治理体系,整合卫计、人社、国土、环保、城管等多部门,形成9大类22小类共82项具体工作的全要素网格工作任务清单,实现了“一人采集、各方应用、全网关联、联动处置、闭环运行”的信息化运转机制。
现象的背后,其实正显示着各城市新的需求趋势:以往从技术角度出发,向各地政府介绍各种云技术应用的发展思路不再适用,让先进的技术得到应用,满足实际环境和场景的具体要求,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
这意味着,技术本身并非绝对的核心,厘清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需求,再用最合理的技术去支撑,成为发展智慧城市更为高效、精准的运作模式。
3
从“千城一面”到“一城一策”
运作模式的确定只是良好的开端。要想落实好智慧城市建设,避免“追星式”发展,跳出“千城一面”的误区,是首要关键。
根据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原由包括“以人为本”“因在制宜”等内容,要求以“为民、便民、惠民”为导向,依据城市战略定位、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信息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定位,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和设计。
在中国“面包之乡”- 抚州资溪县,曙光为这个面包产业高达200亿元的江西山区县城搭建一整套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资溪的面包企业可以精准把握市场偏好,打造更受欢迎的产品,并能加强产业监控、产品研发、市场分析,促进产业飞跃。通过金融结算,过去碎片化的产业效益得以聚集和显现;通过打造第三方信用认证中心,面包产业平台还能从供应商源头逐渐解决高仿、假冒等问题。
包头青山区政府为加强服务型和效能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密切政府与居民群众的联系,建立的以“社区上报、部门解决、效能监督”为运行机制的青山区便民服务系统的一个缩影,该系统可以有效帮助居民群众及时解决生活中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发现如污水跑冒、路灯不亮、垃圾不倒等各类民生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上报,政府办效能中心通过系统平台将上报的事项分发至相应的职能部门,并安排专人尽快予以解决,并及时回复办理结果。
而安徽六安市金寨县的首要发展目标,是攻坚扶贫。所以对于城市云,金寨更倾向建设政务大数据,厘清地区贫困根由,吸纳人才回流创业,加快脱贫致富速度。
所以,城市云的具体落地应用,必须跟个地方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智慧城市更适合以城市为载体,满足不同城市和少量区县的整体规划。
此前,多位智慧城市相关领域专家都表示,作为计划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管理者,不仅要听宣传,还要去考证项目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城市,能否真正做实、做好。
实际上,不只是城市管理者,对于在地方建设智慧城市中扮演“运营”角色的云计算企业而言,更应注意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以城市为单位做统一的顶层设计,做到“一城一策”。
针对“一城一策”,中科曙光总结出两个发展要点:
一是坚持“急用先行”,以城市需求为出发点,即瞄准城市的痛点,破解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坚持“量力而为”,即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有计划地推动该地城市数字经济建设进程。
自2012年至今,国内陆续推出多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目前已有290个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数据显示,我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83%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个城市,均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
而关于智慧城市的评定标准在逐步完善,并没有形成最终结论。究其原因,发展智慧城市,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更新迭代,没有“终点”。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向更多产业扩张渗透,形成了诸多的城市场景。企业服务、智慧社区、交通管理、平安城市、电子政务、数字城管等已逐渐成为智慧城市领域的主要落地场景。
同时,城市各系统间的强关联,与城市主体、数据、治理间的强关联,将形成城市经济的高耦合发展,过程中将诞生新兴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为城市“造血”。
面对多维、融合、持续性的发展要求,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应该是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而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
中科曙光认为,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前瞻性,要有应对技术变革和城市发展的准备;另一方面,技术公司协助智慧城市建设时,应通过智慧城市发展盘活产业,催生城市新的活动力和经济增长点,为城市实现“造血”。
对于具体如何推动建设智慧城市,关宏明坦言,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推进变化。
这不难理解。随着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融合,未来城市发展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进行跃迁,多项先进技术都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得到应用,人们将会普惠性地体会到“智慧”带来的便捷。
“未来曙光城市云将会更加注重以资本为驱动,提升城市发展速度;以技术为手段,驱动城市创新发展;以人才为根本,激活城市发展动力;以项目为抓手,显现城市发展效果,从而为各地发展智慧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关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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