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之治"的13项制度原则。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制度如何推进建设?来看今天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社会治理共同体:新理念新在何处?
来源:半月谈网
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继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之后,党中央正式将这一最新理念写入最高文件。“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由无数日常化的小事和具体化的需求构成的,它既有赖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准对接,也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比还有距离。在乡村治理领域,大量公共资源投入极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硬件条件,但在解决农民文化生活匮乏和养老照料等问题上仍然缺少有效措施。乡村组织和基层干部卷入大量行政性事务,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而在弱化,其对基层社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农民“善分不善合”的一面却在强化,不但对村庄公共事务不热心,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将本应自己负责的小事也推向政府。
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一方面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供给公共服务,可社区居民认同度低、存在感弱以及参与率低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另一方面,住宅小区业主自治乱象丛生,物业纠纷高发频发,各级政府和社区基层组织尚未找到有效引导和支持业主自治的方法,城市居民也尚未形成理性有序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将上述问题归因于政府权力过大,抑制了社会的生长,并呼吁给社会放权和赋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被理解为在政府之外培育更多社会力量,激活多元主体实现共治,这也影响了一些地方在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偏好。这种认识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仍有失偏颇。政府“收缩”权力易,社会激发活力难。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个体化和异质化,导致的往往是人们责任边界的收缩,是社会整合和组织能力的瓦解。分散的群众是没有力量的,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是提高基层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的共建与共治,从而更有效和有序地实现共享。群众自我组织能力的提升,显然不是简单的政府放权就可以实现,而需要政府创新理念,从单纯的政府负责,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转变,从单纯的多元主体共治,向更具凝聚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
人人有责,需要在全社会培育更强的责任意识。基层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人们个体化的权利意识高涨,而公共性的责任意识薄弱有关。增强群众的公共责任,就是要形成“大事”“小事”和“私事”的合理边界,政府为群众办好大事,群众为自己的私事负责,而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小事,则由群众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合作办理。
人人尽责,需要增强群众组织起来履行责任的能力。基层组织要着力动员和激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群众组织起来办小事的“关键群体”,通过积极分子激活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政府和基层组织提供有效外部支持,提升群众的组织效能感和获得感。
人人享有,则是人人有责和人人尽责的自然结果。人人享有和人人尽责是一种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良性关系,它剔除了人人追求个体权利潜藏的竞争性和互斥性,是一种更加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政府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转到提升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上,而非过多介入群众自己可以办好的具体小事。
动员和组织群众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应该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更为丰富的实现机制,尤其是以党员激活为着力点,使党员成为群众自我组织中的关键群体,成为带领群众办好小事的积极力量。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应该更加主动下沉治理资源,及时回应和化解群众组织起来办小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正实现到位不越位。村庄社区的基层组织,则要更加积极地发现、培育和动员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探索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激励机制,为群众组织能力提升提供制度化保障和支持。
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解读
来源:人民网杨宏山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之治”的13项制度原则。这些制度原则的确立,凝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基本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守护这些制度原则,也要推进改革创新,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多个维度的制度安排。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善于自我改革、自我超越,大力发展合作治理、共同治理机制,积极探索自主治理机制,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
首先,在党政关系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制度安排,优化跨部门议事协调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其次,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民主化、协同化水平。第三,在治理手段和方式上,要善于运用法治、自治、德治以及科技手段,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置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型改革和问题倒逼型改革相结合,既要总结社会治理发展规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推进制度建设,也要总结全国各地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及时将可复制的地方经验纳入国家政策体系中。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后,全国各地积极行动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案例。
例如,北京市针对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接诉即办”改革,取得了很好效果,得到中央领导肯定;浙江省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建设,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内蒙古阿拉善盟根据当地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矛盾,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经费补助,引导农牧民组织起来成立草原“都贵楞”,成为一支巡防自治力量,为守护草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各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经验,有利于增进政府间学习,促进成功经验的推广和扩散。
总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拥有的资源有限,社会治理需要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社联动” | 社区治理共同体怎样打造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删减)
春节期间,60多岁的王林芳家一直窗明几净。她住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方家园社区。以往,年前大扫除是她最头疼的事;可这个年她没发愁——“社区早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了”。免费帮王阿姨打扫屋子的,是来自社区里红梅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
这个春节,不仅王阿姨家,社区里数十个60岁以上低保户的屋内清洁工作,都由他们包了。帮助王阿姨们争取到这项福利的,是该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袁红梅。由于社区缺乏人手,她利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工,帮助社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社区是城乡“细胞”,百姓生活的点滴小事,承载民生、凝聚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76万人,社会工作服务站13697个,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5880家,这些力量使基层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更为畅通。进入新时代,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怎样更好联动,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记者在北京、河北等地进行了探访。
为60岁以上的低保户联系免费保洁,为想学按摩的贫困户联系培训学校……这个春节假期,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袁红梅最忙的时候。东方家园社区共有72栋单元楼、2500户。袁红梅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8年。随着社会发展,社区居民需求发生变化,依靠几名社区工作者、沿用老办法已经无法适应要求。
如何打造“有温度”的社区,让关爱和帮助真正瞄准居民实际需求,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专业社会团体、社会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着丰富社区工作经验的袁红梅想到,何不借助社工力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此,她主动参加了社会工作师考试,并在2016年牵头成立了保定市内第一家社区社会工作室——红梅社工服务中心。
对于这个中心,袁红梅定位很清晰:平台是东方家园社区,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人员可以整合保定市几百名持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社工力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社区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为增强专业性,在为社区80岁以上高龄的空巢老人服务时,红梅社工服务中心与河北大学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合作,邀请专业老师参与指导。
通过入户访问,了解老人个性化需求后,他们一一联系对接部门,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很多老人需要心灵慰藉,我们就定期上门陪他们聊天,送生日蛋糕,为老人庆生。”3年来,社区开设了减压室,邀请专业社工为居民进行“心理按摩”;还成立了糖尿病等6个慢性病人俱乐部,邀请医生做讲座。
今年,袁红梅准备把社区锅炉房改造成多功能活动中心,既能托老托幼,又能娱乐健身。“我希望有条件的社区都能建立一个社会工作室,使服务项目和群众需求对接得更紧密。”袁红梅说。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的东大街西里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6栋楼里住着1400多户。如今,小区里车辆摆放整齐、管理有序;道路边隔段距离就放有猫狗粪便袋。然而,在社会组织瑞丰社会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前,因为猫狗粪便、车辆剐蹭、争抢车位等问题,社区居民矛盾不少。瑞丰社会服务中心总干事郑梓赓是一个“90”后,他和同事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易后难,首先解决动物粪便问题。
郑梓赓和社区工作者先召集养宠户、不养宠物居民代表坐到一起,听诉求,想办法。经过了解,猫狗粪便、流浪猫扰民、环境污染是大家反映的焦点。解决问题得有干事的人。随后,一个由养犬户、不养犬户、热心居民组成的“萌宠之家”社会组织成立,骨干8人、成员达40多人。他们义务在小区张贴文明养犬告示、清理猫狗粪便、发放动物粪便袋,瑞丰工作人员还教他们制作精美的拴狗绳,免费发放给居民。因为小区里流浪猫生育小猫,居民时常因饲养问题发生矛盾。
最后,大家同意为流浪猫做绝育手术。不过,数千元的费用谁来出?为此,瑞丰工作人员联系了一家宠物公益基金会。由基金会和社区共同出资,“萌宠之家”成员负责将流浪猫送往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就这样,小区的动物问题解决了。召开议事协商会议,然后根据需求链接专业资源。事实证明,只要思路对了,老大难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停车难的解决过程也是如此。瑞丰社会服务中心副总干事王科介绍说,他们继续依托“萌宠之家”社会组织和楼门长,通过一户一户问需求、定方案,最终97%的住户达成一致。
由6个居民组成的小区停车自管小组成立,车位分配、道路划线、探头安装、管理员聘请、停车费收集等工作有条不紊开展起来。自管小组还安排专人管理停车费,定期向居民公布每一笔费用使用情况。6年扎根社区,瑞丰逐步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不仅干成了像小区绿地认养这样的“小事”,还做成了很多大事,如对数百名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进行非药物干预,协调涉及数百万元的老旧小区下水管道改造。
曾经黑灯瞎火的胡同,如今30多盏太阳能路灯亮起来了;路上方便老人行走的坡道多了;居民家里有了供老人搀扶的扶手;社区里失智老人有了党员结对看护……看着A社区出现的这些变化,北京市西城区一家社会组织的社工小郑十分欣慰。不过,在小郑所在的社会组织承接该社区委托的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之前,这里的情况并不好:社区物业管理滞后、需要关怀的老人数量多、堆物堆料等环境问题突出、邻里关系生疏,等等。
面对这些难题,拥有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小郑有一套办法:首先,建队伍。依托社区党支部和党员责任区,组建起由社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构成的互助社,通过提升他们的议事协商、活动策划能力,收集了几十条居民关心的需求,涉及环境整治、关怀弱势、公共休闲等。小郑说:“我定期召集由社区党委副书记、互助社成员参与的议事会,一起协商解决办法。”其次,办实事。
针对居民不同需求,小郑和互助社成员采取的解决方法各异:有的小区堆物堆料多,就通过开展绿色兑换、主动清理、胡同议事等方式解决;有的小区邻里关系疏远,就举办趣味运动会、手工兴趣班、亲子互动等活动,让邻里熟起来;有的小区高龄老人多,就通过集体生日会、为高龄党员和特殊老人“端午送粽子”“重阳送寿桃”等活动,体现社区的温暖。“社工的真正作用是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骨干,逐步从指导者、协作者转变为顾问。”小郑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帮助社区建立一套成熟有效的社会工作机制十分重要。
为此,她在开展活动时就很注重社区骨干、社区工作者的参与。“他们最了解社区居民需求,是社区社会工作的‘种子’,教会他们运用专业方法,有助于社区真正链接到解决老百姓困难的资源。”2013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近年来,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设施项目外包等机制,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社区治理。“政府在民生问题上放权,动员社会力量,解决民生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可称为共建共治共享,既发挥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优势,又解决了社会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对记者说。“让专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有助于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难事。”
一名多年负责社会工作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为此他采取了3种办法:
一是在每个社区配备“1个社工+1个社区社会组织”,用专业方法帮助社区恢复熟人社会,解决居民代表性需求。
二是通过参与社工开展的服务活动,帮助社区工作者提升服务专业度。
三是引入社会组织,打造“全科社工”,为居民提供办理老年证、低保等各种公共事务服务。专家表示,要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些问题亟待重视。例如,对社区自治如何统一认识,社工服务专业性如何贯穿始终,社区工作者如何实现专业化发展等等。“我们之前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现在是做好资源链接者、社区社会组织孵化者,角色更超然。”
对于如何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郑梓赓有自己的经验:
一是认清角色边界,和社区建立信任关系,不找事、不添麻烦,共同致力于解决居民实际困难。
二是看准时机,以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骨干,帮助他们以专业方式链接社会资源和社工力量。“核心问题是‘三社’在何处联、怎样动。”
王思斌说,基层政府要在社区层面搭好平台,使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各施所长,协同联动,解决问题。其中,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开放性、综合统筹能力是关键。“只有社会治理重心进一步下沉,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居民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才能真正落实,把事情办到老百姓心坎上。”王思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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